党史上的今天（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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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此前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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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2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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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2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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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4月1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电报提出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指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必须采取如下方针：当中间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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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2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毛泽东的讲演，还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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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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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指出：新中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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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4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出：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在谈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作用时说：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和支柱。第三世界虽穷，但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不能小看自己。中国是真正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做一些试验，对整个第三世界有益，这也是我们的义务。在国际资本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发展起来不容易，要打入国际市场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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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4月12日
　　江泽民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军委各同志的信中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他指出：领导干部加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党领导着十二亿人口的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推进改革和建设，不讲政治不行。当然绝不是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讲政治，我们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坚持和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讲政治要具体化，要落实在行动上，要贯彻到各行各业和各项工作中去，不能只喊空头口号。清谈政治，误党误国。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从事政治工作还是从事经济工作或别的工作，都要做到红与专相结合，都要讲政治，都要向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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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12日至13日　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开幕。会议云集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4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等2000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年会并发表致辞和主旨演讲，他说，本次年会以“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为主题，鲜明地体现了论坛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共商发展的创办宗旨，充分反映了亚洲国家加强对话、互利合作、促进繁荣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