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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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方针，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二十八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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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26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引起了世界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英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因此，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任弼时指出：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冲突的增加，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我党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这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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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6日　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皖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皖边、鲁西南、胶济路及其两侧、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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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　 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刘少奇向苏共领导人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外交政策、新政协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提出学习苏联的国家机构、经济的计划与管理、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等问题。双方就将来的外交关系、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援助、建立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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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2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强调：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这些内容，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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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26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革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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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他指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法规制度在务实管用。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他强调，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他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要把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