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绿色篇

斗牛士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翻开历史长卷，可知文明兴衰。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向自然的无度索取，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让我们共享地球家园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00多年前，恩格斯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100多年后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声音”：“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跨越时空的“中国声音”，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永恒主题，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担起了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这一生态文明新理念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指引了道路。

跨越西方传统发展道路的新理念，吸引了全球关注的目光：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当这一“绿色宣言”响彻神州、传遍世界，5600万浙江儿女万分自豪。东海之滨的这片热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萌发和实践的地方，也是他一直牵挂的地方。

犹记得，从踏上浙江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习近平就关注生态保护、心系绿色发展。他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千万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点经济的利益”。

犹记得，在走遍浙江山山水水的一步一履中，习近平亲自擘画生态省建设，希冀以20年左右的接续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建成一个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社会文明的“绿色浙江”。

殷殷嘱托，声声在耳。

10多年来，浙江人民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持续整治环境污染、不断提升生态优势、接续培育生态文化，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耀眼、最动人的色彩。

一条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绿色之路，蔚然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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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绿色之路，蔚然铺展。

生态的优势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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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日，西子湖畔，省政府常务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刚来浙江不到一个月的代省长习近平。审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他的一番总结讲话，让大家为之一振，豁然开朗。

习近平说，治理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标准怎么定都应该，花再大代价也值得。

时任省环保局局长张鸿铭回忆说：“当时，会上讨论很热烈，大家总体支持，但觉得措施、投入和实施的时间要考虑经济发展，总之是有些顾虑。”

习近平的一番话真是给大家上了一课。“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高瞻远瞩”，这是当时大家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特别关心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讲，在省内讲，在省外讲，到国外考察时也讲。”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曦说，“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他的生态文明理念一以贯之。”

“一到浙江，习书记就着手谋划生态省建设。”时任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生态省建设，既是他生态文明理念的系统体现，也基于他大量调研后对浙江省情的深刻认识。”

2002年11月21日，习近平任省委书记。24日，他就带队前往丽水调研。

地处浙西南的丽水，是浙江陆地面积最大的市，也是生态质量最好的地方，但因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相比当时全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里的发展明显滞后。

刚到浙江工作不久，习近平就提出，尽早安排到丽水看一看。

2002年11月25日，午饭过后，习近平在景宁宾馆与当地干部们座谈。时任景宁县委书记林一汇报说，景宁准备立足畲乡特色、山区特点、后发特征来谋求发展，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情旅游名城”的想法。

习近平说，“生态的优势不能丢，这是工业化地区和当时没有注意生态保护的地区，在后工业化时代最感到后悔莫及的事情”“千万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点经济的利益”。

坐在会场里，时任景宁县委副书记彭岳舜的心情，从忐忑变得坚定：“之前，景宁经历了3个多月的思想大讨论，对于要不要工业，怎么确定发展方向，大家有过犹豫。习书记的话，彻底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在连续3天的调研走访中，看到丽水“秀山丽水，天生丽质，资源丰富”，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从长远的眼光看，丽水的资源优势是无价之宝，是加快发展的潜在条件。

2002年12月30日，习近平又来到浙江另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同样具有生态优势的山区大市衢州。他对当地领导干部说，“特色就是长处，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衢州有生态优势和传统农产品优势”“要坚持绿色导向，发展生态农业”“争取山窝里飞出更多的‘金凤凰’”。

在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调研时，习近平同样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2002年12月15日，习近平来到杭州萧山区调研。他明确要求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使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

习近平认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冲突时，“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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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着力推进生态省建设。从方案起草、体系设计、规划论证到建设推进，他亲力亲为，全程参与。生态省建设成为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突破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把绿色发展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展示了他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

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全球经济开始遭遇“增长的极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开始成为全球共识。

同时，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21世纪初，我国已经进入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快速发展难度加大，资源环境的制约也更加明显。

这种“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浙江最先感受到。作为经济大省、出口大省，于内，浙江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于外，浙江出口贸易越来越多地面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挑战。

当时的浙江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经济总量争取比2000年翻两番。习近平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高增长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剧增，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反过来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发展不能竭泽而渔，断送了子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子孙后代也难以为继。”习近平说，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营老路，“国家政策不允许，资源环境不允许，人民群众也不答应”。

习近平深刻总结了浙江生态建设的“现有优势”和“潜在优势”，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成为“八八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2年12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他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努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1个月后，在习近平直接推动下，浙江成为继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之后，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

2003年3月18日，《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在京通过专家论证。纲要提出，浙江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十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

2003年7月11日，浙江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习近平亲自作动员讲话，宣示生态省建设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说：“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又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尽管已经过去10多年，当年参与生态省建设调研、设计的同志感叹说，生态省建设设计非常周密，四梁八柱是“五大体系”“十大工程”，而贯穿其中的重点就是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

“从那以后，不管是开会还是调研，习书记更是经常强调生态省建设。”张曦印象深刻的是，“习书记经常说，生态省建设不是就生态讲生态，而是要融入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工作中。”

随着生态省建设的推进，浙江的发展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让浙江抓住了本世纪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赢得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此后，浙江每年都会召开各个层次的会议，总结生态省建设成效，分析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对这项工作一直常抓不懈，像“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等一些基础性工程亲自抓、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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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

“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早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时，习近平就将环境污染整治，当成生态省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标志性工作。

为了加快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素，2004年10月，浙江开启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当年浙江省政府划定的区域性、结构性污染特别突出的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

2005年9月5日，钱塘江畔。

习近平溯江而上，先后考察了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衢江的水环境整治状况，在富阳、建德、衢江等地考察了一些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在衢州主持召开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衢江区沈家经济开发区。“习书记在我们公司考察了大约20分钟，有关环保的问题，提了好多次。”衢州英特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小忠回忆说，“他问我们，废水怎么处理，投入多少，听得很仔细。他还跟我们说，企业效益再好，也要增强环保意识，要保护好钱塘江水源。”

沈家经济开发区共有49家化工企业，化工废水一度直排进入乌溪江，再通过衢江进入钱塘江上游，对钱塘江流域造成很大污染。为处理废水，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于2003年10月开始试运行。

当天，习近平还来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的每一道流程、工艺，习书记都仔细看了一遍。”时任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员兰季丰回忆说，面积不大的污水处理厂，习书记看了大约半个小时。

很早之前，习近平就“打算来看一下钱塘江流域的污染整治工作”。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初，随着流域内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塘江水污染日趋严重。江南水乡缺水喝，这是当时浙江水环境的突出表现。

“钱塘江流域的污染防治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域内1400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到我省生态省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在随后举行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肯定我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整治迫在眉睫。

《2003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当时的浙江八大水系，除了瓯江、飞云江以外，其余六大水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环境污染，其中污染最严重的鳌江水系，“大部分干流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无法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椒江水系中，仅有38.5%的断面水质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

八大水系的污染，主要源自化工、医药、制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在温州，平阳水头制革基地的污水排放，使鳌江成了劣Ⅴ类水体；在金华，延续20多年的永康“小冶炼”，“富了几家、害了大家”……

根据这个情况，浙江当时划定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上虞精细化工园区，东阳南江流域化工企业，新昌江流域新昌嵊州段，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化工企业，萧山东片印染、染化工业，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温州市电镀工业，长兴蓄电池工业。

“811”整治行动，意在通过3年努力，整治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企业，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环境执法和监测。对于无法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将一律实行停产治理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达标无望的坚决予以关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鸿铭被派往台州任市长，“习书记跟我说，‘811’行动，全省11顶帽子有3顶在台州，你是省环保局长，你去那里，先把帽子摘掉。”

位于黄岩王西、外东浦区块的化工医药基地，是台州市3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之一，废气、废水等“三废”污染严重。“黄岩当时是全国17个部级化工基地之一，特别是医化产业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约35%。”时任黄岩区副区长吴继业回忆说，这些医化企业基本集中在王西、外东浦区块，数量多达48家，年产值接近20亿元。

“811”行动开始后，黄岩区壮士断腕，坚决关停、搬迁这一片区的化工企业，整治力度前所未有。2006年底，王西、外东浦区块通过了省整治办验收，摘掉了污染帽子。“经过这一轮整治，黄岩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化工产业占比明显下降，模具等新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吴继业说。

在随后几年席卷全省的“811”行动中，通过关停转迁、技术改造等措施，全省各地的化工、制革、印染等9个重点行业和710项重点工业项目得到集中整治。

到2007年，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县以上城市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率先建成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促使环境污染防治能力明显增强，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说，避免新的污染，治本之策是发展循环经济。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2005年6月21日，《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出炉。

环境污染整治侧重于过程后处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过程前处理。习近平说，“生态省建设就是要把全过程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

有个细节，至今为浙江干部们津津乐道。当时，省委、省政府有许多领导小组，但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并不多。习近平亲自担任了建设生态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组长。

为什么亲自担任这两个组长？在2006年8月2日考察南太湖开发治理工作时，习近平解释说，“因为这些工作都是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的。”

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这是何等的情怀！浙江人民至今还记得习近平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通过生态省建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

让浙江干部群众感慨和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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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金山银山

“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早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时，习近平就将环境污染整治，当成生态省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标志性工作。

为了加快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素，2004年10月，浙江开启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当年浙江省政府划定的区域性、结构性污染特别突出的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

2005年9月5日，钱塘江畔。

习近平溯江而上，先后考察了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衢江的水环境整治状况，在富阳、建德、衢江等地考察了一些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在衢州主持召开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衢江区沈家经济开发区。“习书记在我们公司考察了大约20分钟，有关环保的问题，提了好多次。”衢州英特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小忠回忆说，“他问我们，废水怎么处理，投入多少，听得很仔细。他还跟我们说，企业效益再好，也要增强环保意识，要保护好钱塘江水源。”

沈家经济开发区共有49家化工企业，化工废水一度直排进入乌溪江，再通过衢江进入钱塘江上游，对钱塘江流域造成很大污染。为处理废水，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于2003年10月开始试运行。

当天，习近平还来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的每一道流程、工艺，习书记都仔细看了一遍。”时任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员兰季丰回忆说，面积不大的污水处理厂，习书记看了大约半个小时。

很早之前，习近平就“打算来看一下钱塘江流域的污染整治工作”。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初，随着流域内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塘江水污染日趋严重。江南水乡缺水喝，这是当时浙江水环境的突出表现。

“钱塘江流域的污染防治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域内1400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到我省生态省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在随后举行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肯定我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整治迫在眉睫。

《2003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当时的浙江八大水系，除了瓯江、飞云江以外，其余六大水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环境污染，其中污染最严重的鳌江水系，“大部分干流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无法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椒江水系中，仅有38.5%的断面水质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

八大水系的污染，主要源自化工、医药、制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在温州，平阳水头制革基地的污水排放，使鳌江成了劣Ⅴ类水体；在金华，延续20多年的永康“小冶炼”，“富了几家、害了大家”……

根据这个情况，浙江当时划定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上虞精细化工园区，东阳南江流域化工企业，新昌江流域新昌嵊州段，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化工企业，萧山东片印染、染化工业，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温州市电镀工业，长兴蓄电池工业。

“811”整治行动，意在通过3年努力，整治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企业，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环境执法和监测。对于无法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将一律实行停产治理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达标无望的坚决予以关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鸿铭被派往台州任市长，“习书记跟我说，‘811’行动，全省11顶帽子有3顶在台州，你是省环保局长，你去那里，先把帽子摘掉。”

位于黄岩王西、外东浦区块的化工医药基地，是台州市3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之一，废气、废水等“三废”污染严重。“黄岩当时是全国17个部级化工基地之一，特别是医化产业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约35%。”时任黄岩区副区长吴继业回忆说，这些医化企业基本集中在王西、外东浦区块，数量多达48家，年产值接近20亿元。

“811”行动开始后，黄岩区壮士断腕，坚决关停、搬迁这一片区的化工企业，整治力度前所未有。2006年底，王西、外东浦区块通过了省整治办验收，摘掉了污染帽子。“经过这一轮整治，黄岩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化工产业占比明显下降，模具等新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吴继业说。

在随后几年席卷全省的“811”行动中，通过关停转迁、技术改造等措施，全省各地的化工、制革、印染等9个重点行业和710项重点工业项目得到集中整治。

到2007年，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县以上城市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率先建成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促使环境污染防治能力明显增强，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说，避免新的污染，治本之策是发展循环经济。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2005年6月21日，《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出炉。

环境污染整治侧重于过程后处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过程前处理。习近平说，“生态省建设就是要把全过程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

有个细节，至今为浙江干部们津津乐道。当时，省委、省政府有许多领导小组，但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并不多。习近平亲自担任了建设生态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组长。

为什么亲自担任这两个组长？在2006年8月2日考察南太湖开发治理工作时，习近平解释说，“因为这些工作都是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的。”

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这是何等的情怀！浙江人民至今还记得习近平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通过生态省建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

让浙江干部群众感慨和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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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农村是重点，死难点，也是主战场

不少浙江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经常在下乡调研时勉励大家“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他对农村非常关注，总是往农村跑。”多次陪习近平到农村调研的时任省农办负责人说，“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始终把农村生态环境优化，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当时的浙江农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经济快速发展，村庄面貌却不尽如人意，有人说，“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是垃圾村”。

习近平说：“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农村是重点，是难点，也是主战场。”

2003年6月5日，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花5年时间整治和改造1万个村庄、培育1000个示范村。

当年9月24日，习近平来到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调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湾底村党委书记吴祖楣回忆说，“习书记站在刚建成的农民新居前对我们说，要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第二年，我们就成立了旅游公司，开发休闲旅游，走上了农旅一体的发展路子。”

2006年6月13日下午，习近平来到磐安县尖山镇管头村，调研当地农家乐发展情况。当时，管头村的新村已经造好，但产业发展仍然存在问题，除了种茶，村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刚开出的4家农家乐，也有2家因为游客稀少，生意冷清准备转行。

“习书记听说后，鼓励我们要有信心。他说，农家乐是朝阳产业，前途无量。他告诉我们，发展旅游经济必须要有好的生态环境。”时任管头村党支部书记张威平回忆说。习近平的一番话，让管头村坚定了发展农家乐的信心，“现在，村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已经有农家乐、民宿近130家，2016年全村游客人数达到40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7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同年7月28日，习近平考察完遂昌、松阳等地后，来到丽水莲都区。时值盛夏，烈日当空。上午10时不到，碧湖镇堰头村党支部书记张伟武见到了习近平一行，“他当时戴着一顶大草帽，先到古堰的堰头，再进村里老街看了古民居。”他回忆说，习书记看到古建筑保存完好,连说“这个地方好”，“他看得很仔细,400多米的路，走了1个多小时。”一路上，习近平还详细询问了环境整治进展等情况,嘱咐村干部，既要发展好经济，也要保护好古村。

时任省农办负责人回忆说，当时全省各地很快涌现出一批示范村，如安吉高家堂村、临安白沙村等。这些村将环境整治、古村落保护与旅游业开发相结合，农家乐、观光休闲农业等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习近平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生态工程”，是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有效载体，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

“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习书记看重的，正是形成这种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而发展生态经济，正是途径之一。”顾益康说。

钱江源头的开化，是远近闻名的林业大县，当地人“靠山吃山”，一度以“种种砍砍”为生。时任开化县委书记马东泉记得，“2003年7月25日，习书记来到开化，当时我们汇报说，要改‘种种砍砍’为‘走走看看’，他非常赞同，还告诉我们，不要把旅游业当作单纯的游山玩水，旅游要开发，但开发不能过度。”

2005年8月，习近平第五次到丽水调研时，特意去景宁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澄照乡茶叶基地考察。“当时天都快黑了，习书记还是坚持爬上茶山，实地察看茶叶基地，希望我们好好发展这个生态产业。”时任澄照乡三石村党支部书记陈初南回忆说。在此前的2002年第一次到景宁调研时，习近平就注意到了当地的惠明茶，还特意嘱咐“惠明茶这个品牌要打大一点，响一点”。

2006年3月，浙江大学提出要倾全校之力与湖州合作，利用高校的科研、规划设计等优势，全面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一想法，第一天向习书记书面报告，第二天就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张曦回忆说，“后来，校地之间的这种深度合作，为全省和省外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生态农业等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经验。”

在习近平的关心和推动下，广大农村成为浙江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开启了一条轰轰烈烈的“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全省各地立足自身特点，各显神通，生态经济方兴未艾。10年来，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而且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2013年10月9日，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在浙江桐庐县召开。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总结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各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划先行、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统筹协调，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斗牛士

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

不断阐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如何转化的同时，习近平也反复提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的方式，浙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将之比喻为“一种社会生态病”：“这种病是一种综合征，病源很复杂，有的来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有的来自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的来自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又有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还有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

如何治疗？习近平将治病的方式，比喻成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

他在2004年的省委专题学习会上说,“要痛下决心，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

许多浙江企业家记得，习近平到企业调研，总会跟他们讲“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故事，鼓励他们加快转型升级。

长兴的铅酸蓄电池产业一度遍地开花，造成环境污染。龙头企业天能集团率先依靠科技转型升级。2004年6月2日上午10时，习近平来到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畅通有限公司，这是长兴天能集团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分公司。

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回忆，“习书记兴致勃勃地骑上电动自行车，勉励我们‘腾笼换鸟’，用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改造提升传统蓄电池产业，从数量、规模的扩张向高端、高质、高效转型。”

几天后，习近平又来到临海调研。临海医药化工行业在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曾造成严重污染。当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们正在谋求产业的转型升级。

华海药业党委书记兼副总裁李博回忆说，那时公司已经开始转型，从生产原料药转向制剂，“习书记一下车，就直奔三废处理站，对我们的环保治理非常关心。随后，他又参观了公司不久前投入运营的制剂生产线，肯定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如何才能让“俊鸟”引领浙江经济？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国发展战略、浙江发展实际出发，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发展的唯一出路。”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省的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有利于集约和节约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当天，浙江开始实施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即九大重点领域、“九个一批”示范工程和100个重点项目。

在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下，浙江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与生态省建设、发展海洋经济结合起来，在集约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求发展，在提高质量效益中求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形成了节能减排和循环发展的浙江新经验和新模式。2009年，浙江成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仍然惦记着浙江的绿色转型。

2008年10月，习近平来到嘉善考察调研。“他提出要看几家不一样的新企业。”时任嘉善县委书记何炳荣说，2004年习书记来考察时，嘉善的产业结构仍偏中低端，“这次，他想看看嘉善这几年发展方式的转变。”

看到嘉善数码电子、精密机械、光伏能源等产业迅速崛起，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增幅不断增加，习近平很高兴，他勉励嘉善继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倡导的生态发展观正在浙江大地持续传播、开花结果……

斗牛士

既要经济指标GDP，又要绿色GDP

浙江广大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绿色政绩观”。他说，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他始终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2002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金华调研。

当地干部回忆说，“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HDR。他说，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用了HDR这个人文发展指数，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

当时，习近平已经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地方部分领导干部在对GDP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的唯GDP，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有的干脆不要GDP，认为GDP误导了干部创造政绩。”

如何正确看待GDP，正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很多浙江干部回忆说，“习书记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阐述，扭转我们的政绩观。”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郑荣胜说，当时的淳安，坐拥千岛湖的良好生态，却是欠发达县，干部群众发展经济愿望十分强烈，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

他回忆说，“习书记在浙江期间，20多次到淳安调研，反复告诫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保护好千岛湖，也是淳安最重要的政绩。”

郑荣胜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的‘绿色政绩观’，惊醒了淳安的干部群众。”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经常赴基层指导各地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太湖，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是上海和杭嘉湖、苏锡常地区最重要的水源，也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7个城市的“心脏”。在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支撑的同时，太湖一度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

1991年起，国家启动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发起“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太湖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但进入21世纪，相关部门监测结果却表明，太湖水质再次恶化。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当时湖畔的水泥厂、印染厂还未搬迁，农业面源污染和渔民生活面源污染也尚未彻底整治。同时，南太湖沿岸也未立足滨湖优势进行生态景观建设，湖州人戏称“身处太湖不见湖”。

“南太湖开发问题一直是我脑子里装的一个问题。”习近平说，“治理南太湖，加强水资源保护，这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2006年8月2日，湖州长兜港海事码头。习近平登船前往无锡，横穿整个太湖。从无锡回来，他又到长兴太湖畔调研。当天下午，习近平在长兴行政中心听取湖州市关于南太湖综合治理及开发工作情况汇报。

“环太湖一圈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别的地方开发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里还是原生态，本身就是个宝，如果把原生态适度开发以后，变成一个旅游产业，更是个宝。作为旅游业发展起来，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贡献，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腾笼换鸟。所以我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南太湖的开发，要高、新、特，不能搞成败笔，败笔就是一般化，一般化就没人来，不仅没人来，反而把原生态给破坏了。总之，我们要实现双赢，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生态很好反过来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增长点。”

当时，湖州对于南太湖是否要关停工厂搞旅游业，正举棋不定。“关停搬迁工厂需要大笔资金，更何况关了之后当地财政税收会大受影响。”时任太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李东民回忆说，习书记的讲话坚定了南太湖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的决心。

“南太湖开发，不要这个是长兴的、那个是吴兴的，它可以分片开发，但一定是一个统筹的规划，统一的特点，不能是一个个小而全、不相干，也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习近平的嘱托，至今仍回荡在湖州人的耳边。

南太湖畔，巨变由此开启。

2007年，湖州制定太湖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方案，当年12月正式启动，既解决了南太湖湖岸生活污染问题，又极大提升了群众获得感。2008年，南太湖度假区区域启动截污纳管工程。2010年起，水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陆续关停。2012年，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同时对苕溪两岸养殖业污染进行整治，并关停矿山，从根本上解决了太湖上游来水水质问题。

2010年6月，长兴成立西太湖旅游度假区，后更名为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遵照习近平“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的要求，近年来，度假区先后拒绝了30多个项目，2015年引进投资200亿元的“龙之梦”大型生态旅游项目。

如今的南太湖，绝佳的自然生态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精品酒店、主题湿地、水上旅游、影视文化、健康养生、婚庆和体育运动等旅游业态欣欣向荣，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2014年6月，湖州在全国地级市中首个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按照建设方案，湖州要打造绿色发展先导区、生态宜居模范区、合作交流先行区、制度创新实验区，先行先试，着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湖州模式”。

斗牛士

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

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驾护航。

“我们要科学看待GDP，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紧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并使之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挂起钩来。”在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启动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4大新指标。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2006年8月，浙江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里，新增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能耗及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刚性指标。

事关“绿色GDP”的体制机制改革，迅速从省、市传导至县、乡镇。到2007年，安吉所有乡镇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全部创新。

当时，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100分，其中工业经济权重从40分到0分依次下降。像杭垓这样工业企业少、自然条件优越的乡镇，可以选择最后一张卷子。到年终，只要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即使工业没有发展，评分也不会差。这种全新的考核方式，让乡镇干部推动绿色发展有了底气。

为保护生态，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可以不考核。那么保护生态所需的资金和加快发展的投入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习书记很早就想到了。”郑荣胜说，“2004年他在淳安给我们上党课时就说，省里要在补偿机制上给予考虑。”

2005年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全国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庆元名列第一，景宁、龙泉、泰顺、云和分列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些县都是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加快发展的双重任务。”当年4月5日，习近平在全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如二、三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如农业）的利益补偿。要研究探索把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到区域生态补偿上来，对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还要研究探索通过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

第二年，浙江从林业破题，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生态补偿机制政策。2007年，全省八大水系的45个市县都实行了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016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汇报了开化县关于“多规合一”试点推进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开化的试点经验是可行的，值得肯定。

开化的“多规合一”试点，是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互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为市县发展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这一切，正是遵循了习近平当年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开始推动优化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发展、保护的定位。

“今后凡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坚决不能建，当地污染负荷超过环境容量的坚决不能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坚决不能批。”2005年9月5日，习近平在钱塘江流域调研时指出，要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对于哪些地方是丝毫不能污染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暂时容忍有限污染的，哪些产业是必须无条件退出的，哪些产业是必须转移的，哪些产业是可以改造的，对这些都要进行宏观上的把握、整体上的布局。特别是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要考虑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必须严格规范建设项目的环保许可，切实把好环保审批关。”

“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2006年5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阐述说，要依据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充分运用资源环境政策的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要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区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2006年，浙江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全面实施，确定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功能区。

转变发展方式，只有政府“一头热”显然不行。

“在浙江工作时，习书记就提出，要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变为企业和社会行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习近平着力推动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倒逼”。

2005年开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逐步在全省推广，由市场决定排污权价格，从而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同年，浙江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探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水、电、油、气等价格形成机制，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

斗牛士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2005年，东阳、新昌、长兴等地接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习近平专程来新昌，考察了新昌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语重心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的GDP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保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都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时任新昌县副县长罗国安回忆说：“县里为此专门出台了《新昌江流域环境污染整治方案》，严格环境准入，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禁止落地；同时还加强了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严查环境违法行为。”2006年，新昌财政收入约10亿元，但用于环境整治的“还债”费用却超过11亿元。也是从那时起，新昌走上了科技立县、创新强县之路。

透过一些苗头性的事件，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发展与保护关系动态把握不到位，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慢了一些，就认为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能力不行。但如果一个地区下面‘鸡飞狗跳’，上面‘惊天动地’，即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再快，也是无济于事、得不偿失的。所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在2006年3月24日的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于民。

此后，浙江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上执法更严、立法更全，以法治促生态建设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一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等行动持续开展，强化经济处罚、停产整治、挂牌督办、区域限批、行政约谈等措施，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

2013年至今年6月底，全省环保部门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6436件，罚款22.0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0%以上。今年3月，国家环保部专门发文，向全国通报表扬浙江省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环境执法力度保持全国领先。